2018年11月30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十七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访问教授、瑞典哥德堡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郑京海就“‘北京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理论及实证依据”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宇宁作点评。

本文根据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郑京海教授本人审定。全文约1.4万字。

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给安排这样一个机会,让我来汇报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希望这个讲座过后我们的研究能够受到一定的关注。因为我感觉我们有一些研究结果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我先做一个开场白。我想接着上一次鄢一龙老师的题目,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计划经济给西方经济学建模工作的启发。2006年的时候,我去参加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在纪念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表五十周年的组会上,这个故事是我听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索罗(RobertSolow)亲自讲的。他说, 关于他的增长模型的解释,受到过中国五年计划的启发。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在剑桥做过访问,那么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左翼经济学家在剑桥,人们叫她罗宾逊夫人,是非常有名的左派。两人经常因为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评价发生争论,比如关于资本的定义问题。索罗有一次碰到她,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毛主席问你把投资率从国民收入的20%,提高到23%,会有什么结果。随后,罗宾逊夫人在索罗一再的追问下回答说,如果假设资本和产出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结果。索罗教授对罗宾逊夫人的这个回答很高兴,因为她终于也不得不承认,当面对一个现实问题的时候,她也只好考虑资本和产出可以有一个比例关系了。这个回答使索罗感到,他1956年发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对现实的抽象是讲得通的,后来这个模型还在1987年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故事提一下是想说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者是受到过计划经济思想影响的,而中国的故事也对西方学者的建模工作有所启发。其实索罗正式提到计划经济和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关系是在2001年,在世界银行组织的一个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中的重要性的研讨会上。他在会上正式提到,他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为蓝本的。他提到的这个情况实际上应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再往回追溯,计划经济思想对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影响还要更早些。比如1936年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了一个所谓新古典计划经济模型,我认为这个模型为后来于1954年发表的现代竞争市场模型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说,计划经济模型和市场经济模型,实际上都是以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范式为出发点来建立的。

那么回顾这段历史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范式,其实是说市场经济通过企业间的竞争和市场定价,可以使得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即研究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考虑如何通过市场经济的办法,使得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试图通过国有企业、计划定价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则认为,应该通过私有企业、市场定价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不论是古典经济思想,即亚当斯密的思想,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关心的问题,都是如何通过市场经济的方法,求得社会福利最大化。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比较流行的现代经济学理论,都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范畴。估计这个说法有不少同学可能觉得比较陌生,所以这个开场白还是很重要的。

下面我分四个部分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第一部分以雷默-胡鞍钢推论为题,第二部分讨论一下林毅夫-温铁军悖论,第三部分讲戈登悖论,第四部分探讨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一、“雷默-胡鞍钢推论”:

从莫斯科共识,到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

第一部分我以“雷默-胡鞍钢”推论为题,介绍我们在对西方文献梳理过程当中的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就是,1950年代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建立在193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模型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思想自1928年前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这是胡鞍钢老师在他的《中国政治经济史论》里面提到的。“莫斯科宣言”在这本书里面,被胡老师称之为“莫斯科共识”。后面我会进一步说明,胡老师的这个提法对我们认识现代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发展路径,是非常重要的。而前苏联解体前后,基于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转型国家开始流行。通过比较这两种所谓的共识,在企业所有制、市场结构、定价机制、公司治理和政府角色等方面的异同,我们认为中国改革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综合汲取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合理成分,正在形成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被美国学者雷默称之为“北京共识”是当之无愧的。

胡老师提到的“莫斯科共识”在经济制度上主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国有企业。而“华盛顿共识”有三个主要方面,即经济市场化、企业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是1990年由英国学者正式提出来的。但是在这之前,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经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荐过。“北京共识”是由美国学者雷默通过比较中国改革实践和“华盛顿共识”的异同在2004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他当时在清华访问,通过与中国学者包括跟胡老师的交流,启发了他写《北京共识》这本书。 他在这本书里刻画的“北京共识”的几个方面,包括艰苦努力、创新、实验、渐进式的改革、既有理想又尊重现实,以及捍卫国家主权。

我认为“雷默-胡鞍钢”推论可以为澄清“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有用的政策讨论平台。关于这一点,我确实看了很多资料,我感觉胡老师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把“华盛顿共识”补齐以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分析框架,即“从莫斯科共识,到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这样一个经济政策的发展路径。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许多西方文献错误地把两个共识之间解释成“非此即彼”的关系。大家可以在网上用“北京共识”作为主题词搜索一下有关的文章,特别是西方国家学者的文章, 他们有时候对“北京共识”误会非常大,往往把“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完全对立起来。而我们的研究表明,所谓“华盛顿共识”对现代市场理论的意识形态化解释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它错误地将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这也是我们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发现。就是说,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 即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相容。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雷默-胡鞍钢推论”的政策和理论背景,这里涉及几个相关的逻辑链条。马克思的《资本论》是1867-1894年之间出版的,《十月革命》是1917年爆发的,前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28年,而兰格的所谓“新古典计划经济模型”发表于1936年,然后西方的竞争市场模型(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发表于1954年。我们把这些时间点连起来以后,就可以得到“传统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中国模式”,这样一个发展路径。 “雷默-胡鞍钢推论”的从“莫斯科共识”到“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对应的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实际上,读懂这些东西,背后需要很多的数学。并且证明这样一个路径的合理性,如有同学喜欢数理经济学,也可以做一些数学推导。这对我们进一步发展主流经济学是非常有意义的。由于西方主流文献忽视了竞争市场理论与计划经济思想的传承关系, 导致了上面这些学术逻辑链条的断裂,为人们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

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莫斯科共识”的同时,胡老师建议采用“中国之路”的提法。胡老师指出,“中国之路”根本不同于“莫斯科共识”,但也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共识,吸收了合理之处,排除了不合理之处。就是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综合了以莫斯科共识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思想和以“华盛顿共识”为旗帜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合理因素,为在两者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实证依据。

二、林毅夫-温铁军悖论”:

“华盛顿共识”——一个历史的误会

第二部分我们介绍“林毅夫-温铁军悖论”,并试图用“雷默—胡鞍钢推论”来回答这个悖论。我们在这里面也希望能引起大家注意的是,由于“华盛顿共识”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除了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发展外,还在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比如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最近这两天好像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华盛顿共识”兴起的199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文献强化了它的意识形态色彩,人为地割裂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计划经济思想的传承关系,错误地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这一点我们需要反复强调。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其实是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由于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西方文献使得主流经济学变成了神学,用主流经济学来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学校里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的就是,经济学教学日益脱离实际,晦涩难懂,导致相关学术界“反智力主义”,“不可知论”盛行。而且这股风似乎也刮到国内来了。有时候讨论问题时,会有人莫名其妙地说,经济学不是科学,不用讨论了,再怎么讨论也不会有什么答案。这个态度其实是不对的。现在西方国家在宣扬“学术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那么试想如果这一套东西是由中国的主流学者大肆提倡, 那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我们现在确实要意识到中西的文化是不同的,这里面有一个例子。央格鲁撒克逊的大众文学里面经常热衷于写谋杀案,中国人有时候理解不了,比如有的电视连续剧,每一集写一个谋杀案。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大众古典文学,美国人可能也理解不了。比如为什么要“替天行道”,为什么会有《水浒》这样的作品流传下来。其实“替天行道”里的这个天就是天下。 天下观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是有道理的,文杨老师有一篇文章中就有这个说法。

现代经济理论要求的竞争市场所具有的特征有什么呢?首先,它要求绝对的经济民主,就是说它是一个理想状态。这并不是说要原封不动地实现这个理想状态,而是说在制定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管理过程当中,尽量向这个理想状态靠拢。然后,它要求绝对的竞争市场,即市场定价。另外它要求收入分配绝对的平等,以及有为的政府。有为政府主要是说,在垄断行业和具有外部性的产业,政府要发挥作用。还有,政府可以在维护市场结构的稳定性方面发挥作用。然后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一定是自给自足的,产业结构要合理、平衡,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剥削阶级,而且也没有海外市场,就是说,对外贸易都应该是零关税。最近国内搞的这个进博会,就是有往这方面发展的趋势。 所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所要求的竞争市场具有的特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有相当的一致性。

五、结 论

下面我把结论讲一下。

第一,“北京共识”具有传统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双重理论依据,通过对“雷默—胡鞍钢推论”的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吸收了“莫斯科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中的合理成分,是一条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之路”。因此,林毅夫老师说的“中国奇迹”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第二,市场理论被错误地当作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最有效的根据,并以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的形式被推荐给经济转型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美国政策制定者也为自己国家经济的运行开出了错误的药方,导致金融资本做大、贫富分化、增长乏力、债台高筑、民粹主义盛行。

最后就是,西方文献的局限性实际上又为发展中国家学者提供了学术上创新的机会,只是挑战权威还是需要一点儿勇气和自信,需要“放下包袱,解放思想”,不失时机地以海内外中国学者为主导,建立一个相对独立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体系,从而逐渐改变现有的国际学术生态环境。

好,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胡鞍钢教授向郑京海教授赠送清华大学『国情讲坛』纪念证书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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